自比特幣於2008年誕生已來，在略超10年的時間裡，數字貨幣快速滲透到人們的日常交流中。

2019年6月，Facebook推出數字貨幣Libra項目的白皮書，計劃於2020年6月正式落地。一時間，數字貨幣真正進入應用似乎有了相對明確的時間表。中國央行的數字貨幣DC/EP項目自2019年下半年以來曝光度也顯著提升。

總結歸納目前已有概念的這些數字貨幣，可以分為官方和民間兩大類。由於普通民眾在談論數字貨幣時往往又潛意識的將“數字貨幣或多或少對現有金融體系有“顛覆”相挂鉤。因此，關於未來數字貨幣的路線選擇問題，無形之中有官方和民間兩條路線之爭。而這種爭論和1970-80年代的互聯網標准之爭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1970-80年代是互聯網從之前百花齊放的局域網時代走向真正意義上互聯互通的互聯網時代的扎根期。在這之前，互聯網的標准也是花樣百出，這其中也包括后來的互聯網標准TCP/IP。這些標准都可以視為民間標准。1981年國際標准化組織（ISO）推出了OSI（開放系統互聯）標准。雖然ISO也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官方組織，其推出的標准也沒有強制力，但相較於包括推出TCP/IP標准在內的那些組織，無疑更官方一些，更具權威性。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OSI標准推出后，當時很多權威和專家都對其給予厚望。OSI作為互聯網標准至今在很多教科書上仍佔有一席之地。

但40年后回頭看，更准確地說，在1990年代，TCP/IP作為互聯網公認的標准就已經確立了。更為尷尬的是號稱技術上更好的OSI標准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地過。OSI標准的完敗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因。一是互聯網的興起是一種市場自發行為，標准化組織的推薦標准相較於市場標准並無特別的官方支持。而事實上美國一直是互聯網的領頭羊，TCP/IP雖是民間標准，但其支持者和受益者主要是美國的公司，實質上代表著美國的利益。二是OSI標准推出時間已晚，圍繞著TCP/IP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圈和利益圈，而OSI作為一個標准並無一個強有力的推廣者和利益相關者。三是互聯網從出現到普及是一個應用驅動下滲透率持續提升和技術不斷迭代的過程，有應用便於推廣比技術上的完備性和權威性更重要。

不同於互聯網標准之爭發生於互聯網從0到1的過程。比特幣、區塊鏈和數字貨幣都是互聯網從1往后的事情。監管當局、傳統金融機構對互聯網及其迭代和顛覆性都有所認知。從近年來互聯網創新的前沿共享經濟和數字貨幣來看，互聯網創新越發向公共經濟領域挺進。對於互聯網的基礎設施屬性，特別是平台型公司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和義務？如何監管？公眾和監管當局也有著越來越多的思考，互聯網及其創新面臨著越來越嚴格的監管，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是大勢所趨。

因此，在數字貨幣這一公共屬性極強，監管密度很高的領域，大概率很難重現新興勢力一邊倒的興起，傳統勢力一邊倒被顛覆的現象。Libra項目白皮書自發布以來的遭遇，就是一個監管者不斷認知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來說，監管者認知到位，監管到位反而有助於數字貨幣的快速發展。筆者認為，在數字貨幣領域，央行或傳統金融機構推出的數字貨幣在和互聯網新勢力推出的數字貨幣之間的競爭應該不會重現互聯網標准之爭中的偏官方的OSI標准完敗於民間的TCP/IP標准的情況。

不過，央行和傳統金融機構若推進數字貨幣項目也不可想當然的認為依托於法律強制力和在位者優勢，即便再加上先發優勢就會得到廣泛的推廣應用，能夠有效邊緣化新勢力的數字貨幣生存空間。

互聯網的顛覆性依舊存在。現有的貨幣發行流通及其對應的金融體系本質上是傳統現代國家興起和工業化分工的產物。而互聯網分工密度指數級於工業化分工密度，不同於工業化時代金融行業和其他經濟部門之間是相對平行的分工協作模式，互聯網模式下大量的金融行為嵌入在使用場景中。互聯網已成為很多貨幣使用和派生的首選場景，這一點傳統金融機構相對於互聯網新勢力反而有劣勢。

總之，數字貨幣領域很難重現互聯網標准之爭中OSI標准的完敗，但OSI標准的完敗對於傳統金融部門而言，仍是一個警醒。

（作者系金融行業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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