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品與醫療衛生行業，追溯監管常態化意義深遠。一方面，作為政府部門有效管理手段，追溯越來越廣泛地滲透到日常監管工作當中﹔另一方面，企業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打造透明、高效的供應鏈，通過追溯提高管理水平成為市場化需求。

我國商品溯源由於參與管理部門分散、條碼數據不統一，造成流通環節掃碼數據“斷鏈”。專家學者建議應用國際統一標准的條碼技術，採用與國際一致的編碼體系，確保追溯信息的互聯互通，進而實現全國乃至全球追溯。

食品安全——建立全鏈條追溯體系

近年來，人們對食品安全愈發重視，多方參與、共同鎖定“菜籃子”的“最初一公裡”，建立從生產基地到物流配送，再到終端消費的全鏈條追溯體系。

在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食品生產企業通過國家食品（產品）安全追溯平台，利用商品條碼+批次的形式，將預包裝食品從原料進廠查驗、生產管控、出廠檢驗、銷售去向等實現全過程（全鏈條）數字化管控。消費者可利用手機掃碼查詢信息，企業和政府監管部門對問題產品可實施精准召回和靶向監管。在食品銷售環節，重點針對優質食用農產品種養殖基地進行標准認証，對基地的產品賦予GS1位置編碼和品種編碼，賦碼的農產品從種養殖基地-物流運輸-食品配送-終端消費“一碼平川”。例如，消費者用手機掃碼付費后，電子秤“吐”出一張印有GS1標准二維碼的電子交易票據，掃描二維碼，包括產地、檢驗結果、進出貨單位等產品追溯數據立即顯示出來。與此同時，系統還對消費者因購買劣質食用農產品造成的損失進行投保。

這種依托“智慧閃付電子秤”為消費者提供農產品檢測、支付、食品安全保險的“一條龍”服務，是追溯體系建設中的創新之舉。

目前，我國的追溯標准體系建設正加快完善，追溯的應用已不再局限於食品和藥品，越來越多地覆蓋到其他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

隨著國家食品（產品）安全追溯平台建成並與多個省級平台對接，我國目前已實現上億種產品的責任主體追溯和3000多家企業的產品過程追溯。以順德為例，近5年來，順德市場監督管理局與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合作，依托該平台，在不增加生產企業資金投入、不改變銷售環節工作流程、不影響消費者購物便利性的前提下，實現對轄區內260多家食品企業、100多家食材配送企業及近200家農貿市場的生產、採購、流通（配送）、消費等全鏈條數字化追溯的動態一體化監管。

順德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孔繁昌表示，通過建立全鏈條追溯體系，市場監管部門在服務企業完善內部風險防控、自控自律、促進品牌發展的同時，得以騰出更多精力抓住重點環節，落實風險防控，守住食品安全底線。一方面滿足消費者對於食品消費安全相關信息的知情權，一方面倒逼經營主體落實主體責任，從而形成食品安全政府推動、專業機構參與、技術機構支撐、經營主體自律、消費者獲益的共享誠信的“多贏”局面。

醫療產品——實現全球追溯

從“最初一公裡”到“最后一公裡”的全流程追溯機制，也在醫療衛生領域打開新局面。

為藥品和醫療器械申辦商品條碼是產業健康發展的大勢所趨，不僅可以幫助企業提高在全球貿易與供應鏈管理中的效率和透明度，更能便於產品的流通銷售，降低企業運作成本，並實現藥品和醫療器械可追溯。而在統一編碼標准的基礎上建立全球數據交換系統，突破追溯壁壘，則具有重大意義。

“藥品和醫療器械追溯系統的兩端，在國際上叫‘end to end’。第一個‘end’是生產端，第二個‘end’是醫院，在這兩端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產品交叉、人員交叉情況。”上海市醫療器械行業協會副會長嚴樑表示，作為追溯系統中的重要載體，標簽由人工識別到電子識別后，形成了信息流和物流的閉環。產品的生產、流通等信息通過追溯系統推送到醫院端，當不良事件發生后，為追根溯源提供便利，不僅能夠精准定位使用產品的批次等信息，還能快速找回使用產品的人並進行及時干預。

雖然藥品和醫療器械產品的相關法規在各個國家存在差異，但技術標准和編碼規則統一則成為趨勢。“假如每個國家有自己的UDI（醫療器械唯一標識）編碼方法，即使相互存在很小的差異，也無法形成全球統一追溯體系。如果產品在分銷和供應鏈管理過程中出現跨國家和地區反復更換標簽和編碼的情況，如何確定安全責任問題？”嚴樑說，採用GS1全球統一標識系統作為UDI編碼方法，在醫療衛生領域進行有效標識已成為國際共識。

資料顯示，目前已有70多個國家強制要求或接受GS1標准用於醫療產品標識或追溯。我國已有九成以上的醫藥企業使用商品條碼，市場上超過八成的非處方藥印有商品條碼。截至2020年6月，全國已申請GS1商品條碼的醫藥制造企業達1.2萬余家，醫療器械制造企業3500多家。基於GS1的醫療器械管理系統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的200多家醫院應用。

中國物品編碼中心主任張成海表示，採用與國際一致的編碼體系，能夠確保追溯信息的互聯互通和追溯工作的有效性，進而實現全國乃至全球追溯。

追溯體系——物品編碼快速發展

“談起追溯，有一個理念叫‘向前一步、向后一步’。‘向前一步’就是希望了解一個產品供應鏈中的原材料信息，‘向后一步’就是了解產品去了哪裡。在這樣的基本理念下，隨著技術的發展，實現了在一個鏈上把更多的產品信息串聯起來。”山東省科學院新一代技術標准化研究院院長錢恆說，從追溯的理念看，離不開對產品的標識，即標准化、個體的唯一編碼。

而唯一編碼被識別，需要明確數據載體。“無論是一維條碼、二維條碼，還是RFID電子標簽、NFC電子標簽等，這些數據載體都是用標准化的形式把個體的唯一編碼寫進系統。”錢恆說，從標准化的系統來看，基於唯一編碼和數據載體，在整個供應鏈中集聚更加高效的規范化數據，並實現系統間的數據交換，追溯系統就成型了。

近年來，我國追溯體系建設在促進監管方式創新、提升企業質量管理能力、保障消費安全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在編碼的根源問題上也走過彎路。更早時候，國內曾存在對於同類物品擁有幾套不同編碼規則的情況，這為用戶有效標識物品信息帶來困擾。隨著中國物品編碼事業快速發展，產品編碼的統一是必然趨勢，尤其是基於GS1全球統一編碼標識系統的商品條碼結算體系被越來越多的用戶所接受，GS1編碼作為“商品身份証”的作用將更加突顯，追溯體系建設實現破局。

據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統計，我國累計有80多萬家生產企業擁有GS1全球統一編碼標識，目前使用商品條碼的產品達數億種，商品條碼在零售行業覆蓋率達95%以上。

與此同時，物品編碼在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技術等新興數字經濟領域得到更深層次的應用。新技術的出現和迭代，讓追溯系統的運行效率和安全管控水平顯著提升。5G技術的廣泛應用，提供了高效穩定全覆蓋的網絡環境﹔區塊鏈技術的出現，讓追溯數據具有不可抵賴性成為可能﹔生物特征識別等技術的應用，將推動追溯系統發揮更大作用﹔大數據對追溯系統則是重大利好。

“追溯系統中的信息本身就是大數據的來源。要掌握‘無處不在’的數據，就要求數據採集量、數據採集頻度和范圍都大大增加。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反饋結果將更有利於追溯系統精准發揮作用，最終對追溯產生正向影響。”錢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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