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来，李欣的矿场再没响动过。

这家位于四川甘孜州某水电站旁的矿场，数米高的铁架鳞次栉比，上面摆放万余台鞋盒大小的机器，以前机器开动时，绿光不时跳动，就像狼的眼睛一样。

李欣曾在这里“挖出”上亿财富。但整个2018年，比特币狂跌77%，市值蒸发1.6万亿人民币。截至4月25日，比特币价格徘徊在5410美元。在币价长期低迷后，虽有回暖迹象，但挖币的收益仍无法覆盖电费。权衡一番后，他决定关闭矿场。

2018年11月，全球三大矿池之一的F2Pool创始人毛世行表示，受到价格下跌和哈希率下跌影响，约有60-80万名矿商倒闭。

形势更严峻的是，政府对挖矿的监管日益趋严。发改委4月8日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生产过程)”列为“淘汰类”产业。

这也给虚拟货币矿工敲响了一记警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区块链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表示，国家发改委明确把虚拟货币挖矿列为淘汰产业，因为它们是高耗能产业，挖矿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价值。但是，挖矿只是列为淘汰产业，并不是说必须关闭，它主要受市场影响，当价格足够高的时候，挖矿成本就可以被覆盖，那就有利可图。

但李欣称，这个政策是从国家层面出台，它更具有指导意义。未来，各级地方政府可能出台一系列具体政策，对挖矿管理更严，所以这个政策出台可能是件小事，也可能是件大事。

自矿场关停后，李欣觉得钱像流水一样在流失，这也是危险的征兆。“你看我，只是一名普通玩家，虽然兜里有一个亿，但我有时会从梦中惊醒，担心这些钱有一天永远地离我而去。”

关停矿场

在李欣看来，如果矿场被出售，这意味矿主彻底离开币圈。

但他是个“乐观”的币圈人。2018年，李欣暂时关闭矿场，留下部分人员照看矿机，而他却四处旅游，闲云野鹤般生活。

他后来听圈里人说，在新疆、东北和内蒙古等地，不少中小型矿场都在出售，矿机规模约在5000台。

某二手买卖平台的商户说，他主要回收全国各地坏掉、论斤卖的矿机，然后再把矿机卖出去。他称，不同机型，售价不同，如果只是挖币，对其他要求不高的话，矿机最便宜价格仅100元左右。

他还称，和他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几家矿场，入不敷出，有些矿场濒临死亡，不仅矿机待售，连矿场也在寻找下家。“大家都知道，现在行情不好，虽然虚拟货币的价格有点回暖，但机器一开动就是钱，挖币的收益仍然没有办法覆盖电费。”

李欣坦言，币价低迷，矿池小，算力不足，这才是导致矿场关掉的主要原因。

2018年，比特币价格走低，一天内，下跌12%；一月内，暴跌42%；一年内，狂跌77%，市值蒸发1.6万亿人民币。

不仅是虚拟货币投机者，炒币公司也面临倒闭危机。

新三板上市公司毅航互联在2017年因为炒币获利颇丰，但在2018年，毅航互联投资在币市收益几乎为0。这直接导致其净利润大跌257%，从2017年同期盈利151万元到亏损239万元。

虚拟货币大跌，这也让李欣始料未及。

“我非常关注币圈价格和走势，一旦风吹草动，我们都有相应调整，但是这次真的是在预料之外。”李欣说。

在张欣看来，作为虚拟货币的两大庄家，比特币价格下跌，这跟澳本聪与吴忌寒算力大战有关系。

“有人说，这不就是两个人打架嘛，怎么可能有这样明显降价，但我认为，这非常有可能，他们两个人的算力占了全球一半。”

但李欣仍然在坚持，他始终相信虚拟货币的价格会反弹并不断上涨，最终带来新一轮繁荣。他说，币圈也是有周期的，有涨有跌，跌了还会涨回来。“我个人觉得，2019年是反弹的一年。”

疯狂币价

时间倒回到十年前，世界上第一批比特币被挖出，这种由一个代号为“中本聪”的人设计的虚拟货币正式诞生。

依据中本聪的设计，比特币的总量被固定在2100万以内。计算难度会不断上升，奖励随之不断减少。

彼时，比特币默默无闻，1美元能兑换1309个比特币。

2019年初，比特币度过10周岁生日的时候，它的“身价”已经疯涨200万倍。

比特币单价突破历史高点的时间是在2017年12月中旬，当时比特币的最高价格接近2万美元高位，其总市值超过3千亿美元。

比特币的市值从0到千亿美元，仅仅花了7年时间，这与一些企业相比是一个传奇，亚马逊努力了将近20年才达到这个成绩，而苹果公司则是31年。

比特币成了很多投资人一夜暴富的梦想。

“挖币就像挖金矿一样。”李欣说，获取比特币的过程被称为“挖矿”，挖矿的参与者就是“矿工”。

矿工通常可以被分为三类：虚拟货币热潮中的投机者，掌握相关资源的偶遇者，以及信仰强烈的信徒。

如今，比特币的价格从2017年12月17日的最高点，回落了超过70%，但在中国这个汇集了全球70%的挖矿产能的国家里，一些矿工仍然坚持不懈。

李欣就是拥趸者之一。他说，比特币像印钞机一样，投资回报率相较其它领域更高，矿机放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钱第二天就打到你的账户了。“假如你在2015年左右入市，现在可能拥有上亿资产。”

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2018年四季度，全球生产一个比特币的成本约为4060美元。若以这一水平衡量，2019年一季度，呈横盘震荡趋势的比特币在成本价上下波动，一直到4月初意外大涨20%之后，矿工们才实现了盈利。

十年间，比特币由最初的小众产品不断发展，从生产交易到应用，形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产业链。

在李欣看来，炒币属于最低端玩家，也常被人称为“韭菜”，他们承担了币圈最大风险，但又很难获得收益。

李欣说，如果炒币的人说他炒币赚钱了，那他可能是骗你的。“我认识炒币的人，反正没有人赚钱，他们都是投机客，根本不去想更深层次问题。”

比炒币人更高级的是矿长。李欣称，如果你成为了矿长，你就能规避一定投机风险，从而实现稳定收益。

李欣认为，矿场的建立不属于投机，而是公司经营行为，矿场的盈利逻辑是通过投入成本，最终获得收益。

“时间退回到2013年，我会选择成为一名矿机制造商。”李欣说，当时矿机技术简单，效率很低，不需太高成本，你就可以介入，但现在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不管是嘉楠耘智还是比特大陆，他们每年在芯片上投入上亿资金，基本拥有了行业壁垒。”李欣说。

在李欣看来，掌控了矿机的制造技术，就意味着掌控了算力，但算力再高，也只是玩家，并不能制定规则和标准。

“吴忌寒和澳本聪是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算力大亨，他们就像赌博，但再厉害的赌徒，也可能会输。”

“但你开赌场，输钱的概率就小。”李欣说，币圈最高端的玩家是交易平台，平台不一定最赚钱，但他们风险最小，一本万利。

李欣说，交易所不被政府强制关停，它可能是产业链中最稳定盈利的一环，但不同环节都有严格门槛，这个门槛就是资本。

昂贵电力

曾在北京工作多年的李欣，在短时间内赚取人生第一桶金。

2000年，他第一份工作是IT行业，他每月工资2万多，那时北京二环房价不过几千。创业前，李欣经过数年财富积累，拿出60万存款，加上朋友40万，对比特币一番研究后，决定开矿场。

对于“矿场”来说，电力是永久性的投入，也是“挖矿”的根本，电费占矿场90%的成本。

让李欣困惑的是，矿场究竟建在哪里。他说，一线城市肯定不行，这些城市的电力很多都从外省输送过来，不仅电力不稳定，价格贵。他认为，矿场一定要建在偏远地方，而且紧邻发电厂。

起初，李欣有几个比较关注的选址，首先是黑龙江，地处深山老林，位置空旷，附近建有诸多民营小型发电站。然后他又考虑到内蒙古，那里电力价格相对较低，第三个是四川。

李欣最终把矿场定址在四川。他说，自己和合伙人都是四川人，在自己的老家开设矿场更方便。此外，矿场的选址地处偏远农村，水资源丰富，大多数电厂是水利发电，电力更稳定，而且成本低。

“我和几家小型水电厂协商的时候，也见到几家同样打算建立矿场的同行。一番商谈，我们在甘孜州郊区找到一家水电厂，那里‘废电’多，价格便宜，雇佣村民成本也低。”李欣说。

在李欣看来，水电成本比火电低，比风电稳定。另外，水电厂会产生大量“废电”，矿场可以把“废电”集中利用，提升利用效率，减少浪费。

何平称，矿场是虚拟货币产业最基础的设施，矿场的分布取决于挖矿的能源成本，也就是电力成本。未来，矿场会集中于成本比较低的地方。

能源价格比较服务网站PowerCompare研究显示，2017年用在比特币“挖矿”上的电量超过29.05太瓦时（1太瓦时为1亿度电），居然超过了全球159个国家的年均用电量。

摩根士丹利在2018年初给出数据，挖比特币成本大约三分之一来自电费，2018年比特币乃至其他数字货币的挖矿用电需求将达到120-140万亿瓦时。根据国际能源署2015年的数据，阿根廷全国一年的用电量也才不过125万亿瓦时。

媒体曾报道，一座3000台矿机的小型矿场，每个月可以给水电站带来超过100万元的收入。

但紧邻水库，风险自然相对较高。李欣的朋友张毅也在四川开矿场，为降低成本，他把矿场建在河床上。起初，他没在意，有次连下几天大雨，矿场就被水冲了。

当时，李欣去帮忙捞矿机，一旦水进入这些电子产品，那就有短路可能，他们只能捞起来后，放在平地上晾晒，但有些村民把矿机随意丢掉了。这次损失超过百万。

在李欣看来，这次朋友矿场发生意外，损失只是小事，这些钱赚回来很容易。他更担心的是，比特币价格持续走低，挖币的收益无法覆盖成本。

如今，李欣关停矿场，长期在外旅游。“我在等待，等另一个风口到来，但不管币圈还是链圈，很难再有2015年那样好的投资机会了。”

税收“模糊”

在创建矿场的时候，李欣的矿场和商贸企业运作模式一样。

他说，矿场采用这种公司模式经营，能帮助矿场减轻风险，也方便和电厂谈判。“你通过公司名义去谈，更容易拿到较低的电价和土地。”

李欣也称，他听说中小型矿场不是以公司方式运作，而是直接买矿机挖币，挖出的币放进自己账户。“怎么说呢，虚拟货币的税非常模糊。”

“我们把比特币放进钱包，税务局也不知道究竟采集多少币，赚多少钱。”李欣说，如果税务局来查，很多同行把资金转到网络上，甚至是暗网，根本没法追查。

在虚拟货币起势之前，只有美国一家早早定下了要对虚拟货币进行征税的基调。

2014年3月，美国认定了虚拟货币属于财产，使用虚拟货币支付，需要同其他财产支付上报同样的15%资本利得税，但真正收税的，寥寥无几。2018年上半年，美国国税局再次发布报告称，虚拟货币交易与其他形式的财产一样需要纳税，纳税人要将虚拟货币的收入，纳入年度纳税申报表之中。

在美国先行的背后，紧跟着的是日本。2017年，日本国税厅宣布将虚拟货币交易所取得的资本收益判定为“杂项收入”。2018年7月底，号称“全民炒币”的韩国政府发表了“2018年税务法律改政案”，表示将对第四产业技术投资公司进行征税。其中，区块链，量子电脑等次世代技术和创业，以及金融科技公司最多可获得40%的税务减免。但减免对象中不包括加密资产买卖与中介行业（虚拟货币交易所）。对于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征税将于2019年开始实施。

此外，英国、俄罗斯、南非、委内瑞拉、加拿大、巴西等多个国家，无论是将虚拟货币视为无形资产、投资品种、运营资金，还是尚未未定义，这些国家总有办法提到税收层面，有着各自不同的税收区间与政策。

何平认为，未来，政府对挖矿行为的立法和税收，取决于对虚拟货币的看法。如果政府不认为虚拟货币是一个有价值的创新行为，不允许虚拟货币在国内流通交易，那么矿机挖矿自然不能带来社会价值，所以立法取决于政府对虚拟货币的看法，这个问题不解决，矿场的定位就不清晰，怎么监管或怎么收税就没法讨论。

“淘汰”产业

事实上，在比特币行业“野蛮生长”的同时，我国针对比特币监管的政策法规，主要有2013年12月和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比特币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

2017年11月，央行副行长、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潘功胜召开过重点地区金融办主任整治工作座谈会，就虚拟货币“挖矿”、场外交易和“出海”等事宜进行讨论，包括让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挖矿”产业有序退出。

2018年1月2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各地下发文件，要求积极引导辖内企业有序退出比特币挖矿业务，并定期报送工作进展。

2018年4月23日，央行宣布所有ICO平台和比特币交易已经安全退出中国市场。

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涉及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三个类别的产业活动。“挖矿”活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生产过程）就在淘汰类类别中。

《征求意见稿》显示，未标淘汰期限或淘汰计划的条目为国家产业政策已明令淘汰或立即淘汰的产业活动，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也在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挖矿行为耗费大量电力，属于高能耗低效能产业。

当天，比特币价格闻声下跌，最大跌幅达到4.23%。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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